“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作的这句评价，基本上就是当今大多数人对宋襄公这位春秋时期宋国君主的标准看法。然而，宋襄公是蠢猪吗？他在泓水之战中所恪守的，是当时的仁义道德吗?
宋襄公“闪亮登场”
在讲述宋襄公这个“奇葩”君主之前，先要说说宋国这个“奇葩”国家。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有贤德、顺服周朝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地区，建立宋国，以安抚商朝遗民，稳定东土局势。为了体现对前朝王室的优待，周王室特许宋公室使用商王室礼乐，而且在级别上不把宋国当“臣”、而是当“客”来对待。身为商王后裔，从小接受商王室历史文化教育，熟悉并尊崇商代礼制，是正确理解宋襄公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商丘宋国故城遗址平面图(《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察简报》，1998年)
公元前652年底的时候，宋桓公病重。嫡长子太子兹父坚决请求说：“公子目夷更年长，而且很有仁德，君父请立他做国君吧！”宋桓公竟然就答应了，于是叫来公子目夷。目夷坚决拒绝，说：“太子能以国相让，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德吗？臣下完全比不上，况且废嫡立庶不符合礼法。”第二年春天，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父即位，就是宋襄公。他任命自己的庶兄公子目夷为左师，励精图治，宋国政治从此焕然一新，成为诸侯国中令人瞩目的“先进典型”。
宋襄公在即位前后的举动，已经透露出此人的两个特点。第一，宋襄公颇有仁德，敬重贤良，甚至能够以国相让。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所信仰的道德其实并不是周代的仁德。第二，宋襄公非常认同多元灵活的商代继承法，而并无意遵守“嫡长子继承制”独大的周代继承法，而他的父亲宋桓公也有这种倾向。实际上，在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正是遵循着一套独特的“复古兴商”理念，上演了一场以惨败告终的称霸闹剧，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严厉批评宋襄公的，正是尽心辅佐但又严守周礼、坚决反对“复古兴商”的公子目夷。
齐桓公“悬崖勒马”
就在太子兹父正式即位同一年，霸主齐桓公在葵丘举行诸侯会盟，齐国霸业达到巅峰。在这次会盟中，周王室代表宰孔转达周襄王的旨意，特许齐桓公接受王室致送的祭肉时不必下拜，也就是周王室自己请求齐桓公僭越臣礼，而与周襄王平起平坐。齐桓公想要接受又有点犹豫，于是召来管仲商议。
管仲先试图用恪守君臣之道来劝阻他（周王是君、诸侯是臣），没想到齐桓公根本听不进去，而是反驳说：“我组织的乘车盟会有三次，兵车盟会有六次，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从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为王的，他们的功业跟我有什么不同呢？”一心想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不是僭越为王的管仲也提高了调门，抬出了天命来严肃警告齐桓公：“……从前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马、神龟来到，河水出图、雒水出书，地上出现乘黄神马。现在三种吉祥物都没有出现，如果您强行僭越称王，即使声称‘承受天命’，难道不会失去它吗？”
就是这么一段围绕“玄虚”天命、在现代人看来毫无说服力的劝谏，却使得齐桓公悬崖勒马，打消了僭越的念头。他再次来到宰孔面前，谦恭地下堂跪拜，再登堂接受周王赏赐。在场诸侯只看到了年事已高的齐桓公的“尊王”举动，无不称赞顺服这位功绩卓著又谨守臣礼的霸主。
河图（左）洛书（右）
春秋时期的“天命”信仰
笔者之所以要详细讲述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中的这段思想斗争，是因为它凸显出了正确理解宋襄公的第二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当时人普遍相信的、用来解释重大政治变迁的“天命”。
商朝末年，周文王就曾经通过解梦宣称自己已经获得天命，他的儿子周武王以此号召天下方国跟随他一同讨伐商纣王。在姬姓周族的盟友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吕国君主吕尚为首的姜姓族群。西周建立后，姬族和姜族也一直是周朝两大支柱族群，长期联姻，武、康、穆、懿、厉、宣、幽诸王的王后都是姜姓女子。西周末年，周幽王试图通过废申后、驱逐太子、专宠小国女子褒姒等一系列行动铲除宫中的姜姓西申国势力，却在最后一步包围西申时遭遇惨败，西申纠集犬戎、鄫人反扑，攻入镐京，杀周幽王，导致宗周覆灭，周平王仓皇东迁到中原。
